约翰·肯尼迪关于非常规战争的思想，真实地反映了他对20世纪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担心——“共产主义帝国”的扩展似乎到了疯狂与危险的地步，殖民主义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义——由西方大国统治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殖民主义的灭亡（除了苏联的模式）经历了大约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
遗憾的是，老殖民主义者的离去并没有给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多少好处。他们并没在当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可用的东西。他们从来就没有作出“白人负担”的承诺。大多数新近摆脱殖民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缺乏维持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银行和投资，尤其缺乏的是能保护他们的、可执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感兴趣的，是他们个人势力和财富的扩张，而不是建设和发展国家所需要的长期艰苦的奋斗。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东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把欺压我们的人打倒了，”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痛苦和牺牲之后）。“现在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胜利果实。”
但胜利果实没有立即出现——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倒退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腐败、更加肮脏和腐朽的前景。他们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们的情绪很快变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自然就变成了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舞台。这不仅涉及到对世界上巨大自然资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支配和影响。
在这个较量的初期，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共产党人具有不少优势：他们与旧时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大国没有联系，他们承诺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间天堂……而且会很快。他们（尤其是中国人）还拿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把那些对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转变成严重威胁这些政府的种种机制。
西方大国（尤其是作为其领袖的美国）开始反击时，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未来。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声名狼藉的过去。民主国家在进行心理战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国家为了适应其自身文化要求和传统所采取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愿望。西方国家没有能够做好宣传这一真理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满可以转化为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不同政见可能转化为颠覆活动和恐怖活动。而颠覆和恐怖活动又能转化为活跃的叛乱活动。叛乱活动可以转变为游击战争。到了一定的时候，游击战争就会转变为常规的军事行动——但只有在游击队员完全相信最后结果将对他们有利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制度上的弱点。其目的不是直接发生冲突，而是让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腐败。他们派出人员去腐化或“转变”那些政客们。另外还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会、学生团体、农民团体。他们渗透到媒体、军队和警察之中——所有这些人都起着宣传和颠覆的作用。
革命者并不指望经过一次或者几次斗争就可以摧毁一个制度。然而经济、政治、心理和物质方面的任何弱点都可能摧毁一个制度。实际上，一个制度最致命的弱点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从来就是地下斗争的主要目的。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事颠覆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
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的，即使出现新的阶段，每个阶段依然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与此同时，搞颠覆活动的地下组织具有复杂的细胞状组织结构，它的各个成员和各个阶段都能受到保护，不至于被发现。即使砍断它一个手指，它的躯体依然存在，还会长出新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