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尔·亚伯勒这样一个自称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来说，军旅生涯并不是他理想的职业选择。奇怪的是，他出生于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战中曾在西伯利亚作战并立过战功的老兵，精通俄语，退休时已是一名上校。比尔·亚伯勒并不向往军队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聪明、喜欢艺术的年轻人。他喜欢绘图和绘画。这样的人有时候往往与军队的制度、死板的规定以及缺乏想象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年轻的比尔·亚伯勒认识到，尽管军队里偶尔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亲的职业是崇高的，那样的生活可能既充实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个军人。
1931年，亚伯勒参加了陆军。军旅生活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使他更加了解训练场上的人们。他在后来指挥特种部队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经验。
一年之后他进入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和同班同学特德·克利夫顿一起创办了一个学校刊物《西点指示器》。克利夫顿担任编辑，亚伯勒担任常务编辑，写专题报，绘制卡通漫画——这是一个终生陪伴他的实践活动。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志愿者。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