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在新剧本中掺入了大量他跻身其间的贵族生活，内容不全是巧言妙语、声色犬马、金盘玉帛，也有诸如南安普顿的朋友与邻居之间相当肮脏的纠纷。朋友是丹弗斯两兄弟查尔斯爵士和亨利爵士，他们是乡间富豪兼法官约翰·丹弗斯爵士的儿子，邻居是沃尔特·朗爵士和他的弟弟亨利，他们的庄园挨近南安普顿在蒂奇菲尔德的庄园。这两个家族反目已久，其起因或许可以追溯到玫瑰战争；但是这一宿怨在1594年发展到特别严重的地步。约翰·丹弗斯爵士在法庭上判处沃尔特·朗爵士的一名仆人犯有抢劫罪，收监入狱。沃尔特爵士从法官手中救出了自己的仆人，但是约翰爵士在随后的巡回审判庭上向审判长提出控告，把沃尔特爵士投入了弗利特监狱。为了进一步使他就范，约翰爵士又把他的另一名仆人判为杀人犯。沃尔特爵士出狱后，兄弟二人在两家的追随者之间挑起了种种摩擦，使一名仆人丧生，另一名仆人受重伤。
可是，朗家要报复的是丹弗斯家本身而不是他们的仆人。为此，亨利·朗写了一封信给查尔斯爵士，辱骂他是骗子、蠢材、狗娘养的、乳臭未干的小子等，并且发誓要扒下他的裤子打他的屁股。盛怒之下查尔斯爵士带着弟弟和一些仆人来到科森一家旅店，找到正在与一些得意洋洋的朋友进餐的朗氏兄弟，打了亨利·朗两棍。亨利·朗拔剑刺伤了查尔斯爵士，亨利·丹弗斯爵士又开枪把亨利·朗爵士打倒，不久便一命呜呼。丹弗斯兄弟二人随即逃之夭夭，躲入南安普顿伯爵的宅院避难。当局发出逮捕证要缉拿他们归案，但南安普顿还是帮助他们逃到了法国。
莎士比亚自然会看到，这些都是有用的戏剧素材，不过只能把它们写成遥远的事情，发生在古老的异国。他从不愿意直接再现现代生活——那是新讽刺派剧作家的事情；用臆想的往事闪现出他的主题，更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丹弗斯与朗两家的纠纷启发了莎士比亚去表现维洛那两大家族的“宿怨”，表现一个家族的青年爱上了另一家族的少女的悲剧。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曾在莎士比亚诞生前两年由一个叫阿瑟·布鲁克的蹩脚诗人用英文写成了诗。如今，莎士比亚在丹弗斯与朗两家怨仇的推动下，着手试写一种新的悲剧，是意大利的但又不是塞内加式的悲剧，剧中文辞的浓烈色调淹没了溅出的血液。
有意思的是，《维洛那二绅士》《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威尼斯商人》这三部剧本是莎士比亚在侍奉南安普顿期间或其后不久连续不断地写成的，而且三部都以威尼斯地区为背景。在《爱的徒劳》中，霍罗福尼斯突然无缘无故地提到威尼斯，他唱道：
威尼斯，威尼斯，
未曾见面不相知。
就莎士比亚而言，威尼斯意味着威尼斯城及城外七十英里的维洛那。威尼斯是要亲眼目睹以后才能叫人喜欢的。南安普顿带他去过吗？或者是弗洛里奥向他作过详细的介绍（甚至画出运河与里亚托桥的确切方位），使他感到无需亲临其境也了如指掌？
《维洛那二绅士》从舞台效果上看是莎士比亚的败笔，他本人必然也看到了这点。他试图使用为南安普顿私宅写戏的手法为公共剧场写戏，戏中充满神机妙算、巧言趣语、浮华的文辞、炽烈的爱情和贵族青年之间的争斗，其背景是一个以激情、阳光以及阳光下的刀光剑影著称的国度。要是这出戏具有令人信服的情节和令人折服的人物，它还是会被公共剧场接受的，可是它没有。今天人们之所以喜欢它，其一是有那首抒情诗《西尔维娅伊何人？》（虽说使这首诗广为流传的与其说是莎士比亚，莫如说是舒伯特更为确切） ；其二是那个叫朗斯的仆人，他对自己那头可悲的杂种狗克来勃真可谓忠心耿耿，很有一点英国人的风度。朗斯的主人普洛丢斯的名字本身就表明，他在秉性和感情方面是个变幻不定的人物， 与他的仆人那种质朴的忠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莎士比亚特有的笔触。
这两位绅士并未充分发挥维洛那的作用，而这座美丽的城市又不应白白浪费，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接踵而至，使维洛那变得或许比实际更重要；如今外国游客访问这城市主要是因为莎士比亚写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第一部爱情悲剧，其出色之处自不待言。剧作家用通俗的散文写序幕，妙笔生辉；在表现两大家族之间的世仇时，充分利用了整个舞台的空间；刻画人物性格寥寥数语，一蹴而就——这些特点立即告诉人们：这将是一出引人入胜的戏。莎士比亚或许未能做到惜墨如金，但他却是字字句句饱含着激情——如茂丘西奥关于“春梦婆”的一番话（莎士比亚写这番话时或许已经在构思《仲夏夜之梦》）——又以朱丽叶的乳媪的质朴制约这种激情。这么多的动态情节和这么多的静态抒情诗句一如致辞者的那些十四行诗，居然能够同时存在；劳伦斯神父那些押韵对偶句的说教，非但丝毫不令人感到乏味，居然能够成为一个休止点，一种将多声部乐曲统一起来的固定旋律（to fermo）——这些确实是不同凡响的。莎士比亚在写这出戏时是三十岁，或许是三十一岁，已不再是年轻人了；但是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偏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使青年男女的炽烈爱情和敢作敢为成为不朽。
莎士比亚既然可以把南安普顿熟识的两家的宿怨作为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起点，那么他也可以把只是间接牵连南安普顿的官场怨愤，视为创作《威尼斯商人》的素材。1594年春，南安普顿心目中决不会做错事的埃塞克斯伯爵，正式控告一个名叫罗德里戈·洛佩兹的葡萄牙犹太人御医，说他与西班牙的密探勾结，阴谋毒死女王陛下。在这一指控的背后纯粹是私人的恩怨。洛佩兹在葡萄牙交游广阔，而葡萄牙与西班牙毗邻；沃尔辛厄姆在任特务机关的首脑时，曾把洛佩兹当做一名非常可靠的内线，通过他往返于伦敦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英国间谍之间传递情报。1590年沃尔辛厄姆死后，埃塞克斯接手领导洛佩兹的工作。在埃塞克斯看来，能够把从葡萄牙获取的有关西班牙的零星情报作为私人礼物奉献女王，这无疑是一种向女王邀宠的有效手段。然而，洛佩兹对女王的忠心却比对埃塞克斯的忠心更为殷切；他得到情报之后，首先奉献女王，然后再禀告埃塞克斯。于是，当埃塞克斯踌躇满志地带着从伊比利亚获得的最新情报来到御前的时候，女王却告诉他，她早就知道了。埃塞克斯对洛佩兹这种两面做法怀恨在心，并且决意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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