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臻论了北疆兵略后，并没有就此停笔，而是继续写道：“当今之事，兵锋不可轻起，盖因财与器不足。”
这话一写出来，立马让朱常英神色一凝，不由想到了与赵昱讨论兵事时赵昱的论调。
朱常英支持赵昱变法，大部分官员、百姓都说他们是君臣一心，可实际上，两人也有分歧。
在朱常英看来，大明与后金交锋渐渐处于下风，这是大明军队积弱所致，是以在他心中当务之急是强军。
这也是朱常英所处地位决定的，身为皇帝，代表整个大明，但从继位时起，不但边疆常有战事，国内也有叛乱，除了征剿农民起义时多有胜仗，在对外战事特别是和后金的战事上，大明军队败多胜少，搞得越来越被动，不得不放弃一些土地。
这些放弃的土地尽管大多贫瘠，不利于耕种，但在皇帝眼中，却有耻辱之感，心中悲愤，这才迫切想要变法，要等强军之后洗刷耻辱，恢复大明太祖时期的疆界，甚至期许重现万国来朝的局面。
而赵昱的看法却是不同，这位新法掌舵人认为：国之大政在农兵，以农事为急，不可在兵事之后。
由此发展出一个观点，即财政是一切的基础，朝廷的财政局面如果能够改变，那兵事问题自然能够有所改观。
在赵昱看来，大明的主要问题不在积弱，而是积贫，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赵昱曾言“太祖知不废农事，方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以他施行新法的步骤，是先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经济，增加社会财富，等国家富足了，军事自然强盛。
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的，和朱常英迫切想要改变屈辱局面的目的，并不统一。
只不过，当前大明有志变法，又足以坐镇中枢，且不惧其他重臣攻讦之人唯有赵昱。
朱常英没有选择，便顺着赵昱性子，一步一步施行变法，但毕竟要施加影响，所以在市易法等新法尚未正式施行时，就开始考虑兵事改革了，也催着赵昱尽快施行，与其他新法并列。
只是皇帝的这种想法，难免要受到抵制，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知晓军队不可轻动，不然就是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没有多少人应和，更无人上禀切实可行的方案。
如果不是新加入新党的几人，急功近利想借兵事革新之机，将手伸进军队，朱常英的这个想法根本别想拿出来，更不要说被放到殿试上成为考题了。
大明皇帝看似尊贵，一言能定人生死，但归根结底，这个地位的权力来自治下众人，一旦满朝官僚联合起来，便是皇帝也要被架空。
皇帝接触的是官，而真正治理天下的则是官与吏，这也是历代不少皇帝引入宦官或者外戚，来平衡朝政的重要原因。
臣子面对皇帝，不管当面表现得多么恭敬，一旦涉及到利益，少不了一番争论，有的时候，也有朝臣当着皇帝的面争论。
这种局面下，朱常英在殿试中抛出这个题目，一方面是要从朝中反对势力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则是借势为之，聚集民愿民望来积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