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路得不理解，问：“你们带那么多东西过去做啥？难道到日本那边全都没有吗？”
页数哈哈一笑，说道：“那你理解错了。我们带那么多行李过去，当然是为了在异国他乡最大限度节省钞票的啊。那边的东西多贵，你可能不知道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出现了“巴拉巴拉东渡”赴日留学的热潮。
这股浪潮热到什么程度？
上海人当时去日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扒分”。
那个时候，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戚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扒分”的传说。每户上海人家几乎都有人员与日本沾上一点边。不是兄弟姐妹就是父母叔姨；不是亲属的亲属就是朋友的朋友。
那个时候，刚刚对外开放不久，当时的中国，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走出国门去留学是一种奢望。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日本敞开了“大众留学”的大门。
于是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一种通过读“语言学校”的途径，去日本打工。
身边的朋友都去了，自己难道不去？
这样一来，上海数以千计的职工辞职、停薪留职，告别家乡父老通过各种渠道“巴拉巴拉东渡”赴日本。
那时候大多数上海人家还没有家庭电话，有电话来全靠里弄里的公用传呼电话。
市面上有一个常见的景：在电话间担任传呼的老阿姨，傍晚时刻总是在老工房的大楼下面大声喊叫，302 室东京长途，403 室大阪长途。
88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特稿《“巴拉巴拉”东渡》，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抡大锤的青工，端盘子的伙计，卖西瓜的小贩，忽然摇身一变，穿上笔挺的西装，拎着锃亮的皮箱，庄严地踏上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bye—bye，大上海！’”
“巴拉巴拉”，是日语松散、无组织的意思。东渡，当然就不要多做解释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故事。
机场出来没多远就是虹桥路。
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虹桥路一路向西通往西郊宾馆和虹桥机场，虹桥路便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国宾道。
王建海望着眼前的上海，感觉上喝前几年自己再次去日本的时候差不太多。
天气灰蒙蒙的。车窗外上海的景象，包括街道，道路，甚至是行人，很多也是灰蒙蒙的。
到淮海路开始堵车。王建东介绍说，前面上正“开膛破肚”修建着上海第一条地铁线。
这时候都已经熟悉了一些。等红绿灯的时候，谢路得开玩笑：“阿哥，这次你去日本变化大的。讲实话，在机场的时候你要不是自己走过来，我真还以为是电影里日本武士的。”
王建海不响。
过延安路隧道的时候，更是拥挤得一塌糊涂。等到家里的时候，都已经快晚上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