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争斗自有一套法则。
首先得比权势。
以权势压倒取胜，始终是官场获胜的不二法宝。
在权势这方面，杨钊最多和李贞元打个平手，但绝对比不过李择言。
不过，李择言也不过是个从四品长史，还是个地方官，杨钊只要能取得比他权势更大的官员的支持，便未尝没有胜算。
其次得比名。
在这个人人寻求“终南捷径”的时代，名气和声望非常重要。
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门第出身。
除此外，什么科第、政绩、才干等等，都不是为官的先决条件。
换而言之，如果杨钊有着比李择言更大、更好的名声，他就不用惧怕这位四品长史。
可这恰恰是杨钊最大的劣势。
在李择言和李贞元面前，他始终是下属，一旦开始争斗，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他都犯了忤逆尊长的忌讳，并且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以上，都是杨钊难以抗争的主要原因。
至于他们争斗的起源是什么，房公渠的渠堤究竟是如何毁掉的……在党争开始之后，压根就不重要了。
但一想到要主动卸去职务，放弃抗争，杨钊又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
他就这样离开，算不算是一种逃避？
还有，他最初来扶风的目标，都实现了吗？
他是抱着了解国情的目的来的扶风。
来扶风近三个月了，他都了解了什么？
他了解到了，帝国的基层统治是何等的薄弱。
民与官之间，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而乡绅、寺院、氏族等势力的存在，更拓宽了这条鸿沟，让站在鸿沟两端的官和民，几乎无建立联系的可能。
甚至可以说，并不是地方官府在管理着地方的老百姓，而是乡绅、寺院、氏族等势力在维系地方的稳定、或制造动荡。
地方官府，不过是它们的附庸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