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墨香笙樵)
“明朝那些事”，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此时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的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服了吧”
网上也经常有人说，蒙古人是野蛮民族，元朝的100年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10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下降比例比八年抗战还大，从1亿人下降到只有2000多万。还有什么初夜权，等等，把元朝描写的和地狱似的。
东汉人口当时从将近五千万，经过到三国时期，下降到知道西晋统一左右才有1千万。下降比例更大。所谓的十把菜刀，初夜权之类的，民国时期的程树德在《国故谈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就解释过:故老相传，有十家一把刀，归蒙古人管之说。并云凡有娶妇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优先权，此事于史无征。元朝所谓人分四等，分十等，当时并没有此明文规定，于史无证。二十户为一甲是宋朝创立的里甲制度，甲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元朝不过是继承了宋朝的制度。
有人说，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元典章校正，其中诸蒙古应为诸蒙古人员，根据上下文，应为怯薛蒙古人员，怯薛军为元朝禁军，全部蒙古人担任，普通蒙古人不享受这一待遇。
有人说，元朝的汉族人“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也是谣言。实际是，元朝时期汉族服饰没有变化，而且官服就是乌纱帽，和前代没有不同。蒙古族服装也依旧，不过，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服装和汉族服装一样都是右衽。
百姓
元朝对百姓是最好的朝代之一.清朝有永不加赋，元朝也不错。明朝人记录元朝的田赋很低。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
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卷一）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元朝科技文化兴盛
忽必烈时期，波斯东来的天文学者扎马鲁丁制作了波斯的天文仪器。1271年的，元设立了回回天文台，直到1276年才设立了太史局，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做这个伟大的历法，而先前回回人在仪器上的制作郭是很好的吸收了进来的。郭守敬的《授时历》，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王桢的历史贡献可不仅仅是一本《农书》，还创造了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检字法，这两个创制解决了以前陶活字不方便用墨的难题，减轻了排字的难度，提高了效率，这个在印刷术上的改进对于我国，特别是明以后书籍大规模印刷是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可比一本无多少人能读到的《农书》大得到。
还有金元四大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作医学史不得不提的，加上外科专家危亦林的麻醉和复骨技术也是这个时期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文化上，元诗主要就元好问可以比肩唐宋，其他多可不提，反而在书法绘画上，赵孟俯、黄公望的作品更值得珍赏。
元朝是知识分子的乐园
有人说，元朝教职方面待遇却极其低下，也不对，元朝最低的九品官，月俸是三十两白银，待遇较之明清应该是很高了。有人说，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实际上，科举三年一科是宋朝定的制度，并非独独元朝，后来的明清都是三年一科。
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不仅是没有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