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政五年（1858年），幕府没有获得敕命就与西洋诸国签订通商约定。
这样打破治政规则的举动，带来的是“戊午密旨”的出现，而密旨的出现又引发了安政大狱的开始，“戊午之难”由此展开。
其实，小朝廷将旨意送给齐昭，其用心十分险恶——别看旨意里好像都是劝和的好话，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呢？既然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授齐昭以“大义”，希望水户藩忍耐不住就此发动兵谏。
要知道，送信的两人里，月照和尚是公卿的亲信，而西乡隆永却是萨摩岛津家主齐彬的侧近！
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里，戊午密旨出现的同时齐彬正在九州鹿儿岛积极备战，只是还没等到正式起兵，他就于和历七月十六日暴病身亡。说起来，齐彬还是如今公方样家定的公公呢，但水户德川家不也是顶级亲藩御三家？治政这玩意，只有利害，毫无人情可言！
所以，戊午密旨就是一把刀，递给齐昭就是催他以此为名目立即起兵动手的。
可水户离江户很近，按后世的说法只有100公里左右，那齐昭有这个胆子么？
自然是有的！
齐昭可是不一般的人物，杀伐果断得很。
从继位算起，这位就不走寻常路。德川齐昭于文政十二年（1829年）就任水户藩主，但过程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子承父业：
当时八代藩主齐脩急病而死，因为其无子，当时的公方样家齐属意其子恒之丞接掌水户。
但齐脩虽然无子但却有亲弟弟，此人就是虎三郎。虎三郎以水户学派武士为根基，发动下级武士到处闹事，最终赶走了试图鹊巢鸠占的恒之丞，他自己如愿以偿就任家主，改名为齐昭。
如同后世豪门争家产似的闹剧，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从此之后，三任公方样家齐、家庆、家定都与齐昭不睦；
二是，因为有保驾之功，加之齐昭要以他们为基本盘以防不测，因此水户学派的武士们从此开始左右藩政。
虽然中间于弘化元年（1844年），齐昭被幕府勒令退隐，但水户藩的实权却并未落入新任藩主庆笃手中，依然被齐昭一系牢牢掌握。
所以，虽然这次齐昭又被幕府“谨慎”，但毕竟才不过一个月多点，因此这举兵的实力还有有的——当然，打不打得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密敕虽然送到了水户德川两代家主的手中，但京都小朝廷和有心人期待的起兵却没有发生，原因嘛，“几事不密则成害”——消息走漏了，幕府对此有了提防，因此齐昭父子没有敢轻举妄动。
而且，真说起来，齐昭是否同意举兵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
齐昭一系是和此时的幕府执政大老井伊等人水火不容，但尽管斗得你死我活，可举兵清君侧，恐怕也不是齐昭能轻易决断的。
毕竟，所谓的齐昭一系，尽管拉拢公卿和外样大名，但核心是水户、尾张这样的顶级亲藩御三家，政争也不过是幕府的内斗，因此哪怕齐昭一系失势，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隐居、谨慎而已，最起码性命无忧。
而万一举兵的话，性质就变了，刀兵一起血流成河，到时胜了固然好说，则败了难免身死族灭，风险甚大。
况且，齐昭一系虽然和宇和岛、鹿儿岛、高知等外样大名同气连声，但其实齐昭对这些人十分警惕，对这些人趁火打劫也有所防备。
因此，戊午密敕虽然在八月十六日就到齐昭父子手中，但预期的水户兵谏却没有发生，反而因为消息走漏而引起了幕府对此的坚决反击：
八月十九日，密旨摹本被送交到幕府老中手里，泄密人则是水户的“诸生党”！
所谓“诸生党”，是相对“天狗党”而言——齐昭掌握水户藩政近三十年，提拔了很多下级武士，这些人都深受提倡“尊王”的水户学说影响，因行事“狷狂”，而被污蔑为“天狗”；而“诸生党”的得名，则是因为人员多受朱子儒学的影响。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九日，水户诸生党人将密旨摹本呈交江户，由此引来了幕府对此事的深度调查。
九月初，幕府终于开始动手——九月七日夜间，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和大老井伊的谋主长野主膳联手，抓住了后来被称为“恶谋四天王”之一的梅田源二郎。
幕府定的“恶谋四天王”是梅田云滨、粱川星岩、赖三树三郎和池内大学。其中梅田是浪人；粱川是诗人，有扶桑李白的美称；而后两位则是著名的儒学者。
这四人都和公卿过从甚密，常以京都为中心进行尊王攘夷的活动，其中梅田是行动派，手中掌握了一些私人~武装，后面三位则是名望高、影响力大。
几乎在梅田源二郎的同时，幕府在江户方面也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