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坂商人一怒，天下诸侯皆惊”，大坂在此时扶桑的经济版图中举足轻重。为什么大坂此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因为大坂是此时扶桑全国最重要的物流、金融和工商业中心。
后世有资料显示：正德年间（1711-1715）的大坂町人中，各类批发商有5655人。买卖中介有8765人，各行生意人有2343人，各行手艺人有9983人，城代的承办商有481人，各藩的承办商有483人。可见，大坂町人的核心势力是批发商、买卖中介、金融业等典型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他们从全国商品流通中攫取利润，是最像商人的商人，因此得名“天下商人”。
以大米为例，大米是扶桑当时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而大坂正是此时全国的交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根据直秀原来世界的一份数据，江户时代稻田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5.5%。扶桑的武士、商人、町民和豪农（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农、中农）都以大米为主食，“水吞”、“小前”(无地贫农)大米吃的少，以麦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叶子为食，米糠萝卜蔬菜的拌饭或菜粥也比较常见。
另外武士的俸禄大部分是以禄米的形式发放的。作为支撑幕藩制国家体制基础的广大中下级武士的薪金都是由大米来换算并支付的，根据武士身份的高低依次为“藏米取”、“现米取”和“扶持取”，例如直秀这样的二半场，发的俸禄就是“扶持米”而没有现钱。为了获得货币购买生活用品和消费，中下级武士不得不找 “札差”商人以米换金银或铜钱。
农民的田租，天领和大部分领地都是以稻米为实物税和少量收取现金，有些时候农民需要把其它农作物换成大米来交租。
后来人们甚至称江户时代的经济称为“米本位经济”。
由于当时的航海条件，再加上大坂作为重要的物流中心，西北扶桑乃至北海道运往江户的物资都要经过大坂，再转运到江户，所以，大坂的货物吞吐量尤其是米的运输量极大，据有些后来的扶桑学者统计，在高峰时段达到300万石，约占扶桑当时全国米产量的10%。
另外江户幕府为控制的全国性的米市场，在大坂建立了官许“堂岛”米市场。享保十五年（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其中“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 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后来的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百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藏屋敷”（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在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作为幕府控制的全国性的米市场，堂岛的米价对于全国的米价，乃至全国的物价都有巨大的影响。
大坂除了作为当时最重要的物流中心，还是最繁华的商业城市。
当时存在大量特权商人，幕府和各藩国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和各种利益，给予商人各种垄断经营的特权，出现了“问屋”(批发行)商人。他们在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问屋通过中间商人，一手包办了商品的收购、运输、保管和贩卖。不同问屋组成了各种垄断性行会“株仲间”。天明年间(公元1781年—公元1788年)仅大坂一地就发展了130多个行业的“株仲间”，著名的大坂二十四组问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江户幕府作为最大的经济体，各藩国不得不与幕府的特权商人贸易才能实现全国性商品流通，因此逐渐形成以大坂、江户、京都、长崎等商业城市的物流中心和商业城市。
幕府时期的货币有金币、银币、铜钱，合称“三货”。以大坂为中心的京畿地区，盛行以银币为价值尺度，称为“银遣”；而以江户为中心的地区，则盛行以金币为价值尺度，是为“金遣”。三货间的交换比率大致是金1两等于银50匁等于铜钱4000文（匁是重量单位钱的别称），但也经常会受各方面影响而有所浮动，尤其是各种金币、银币和铜币的金属含金量和铸造质量不同，非常影响商业交易的顺利进行。于是以三货交换为业的钱币兑换商“两替商”，在大坂、江户等大城市里应运而生，主要由富裕的商人参与运营，除了三货交换以外，还受理公款业务、借贷、票据等等。
由以普通商人为对象的“两替”商和以幕藩领主为对象的“藏屋敷”、“挂屋”及“札差”，构成了全国的信贷系统。它们除经营信贷外，大多兼营商业及高利贷。幕藩都利用两替商从事金融活动，从中谋利、弥补财政。
在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与铜精炼业的引领带动之下，诸藩的各色物产不断涌入大坂的藏屋敷，再重新分配运往全国的广大市场。因此当时的人认为物资充盈的大坂，就好比是扶桑的厨房一样集散着各式财货，所以把这座城市称之为“天下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