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宗道引经据典说了一大堆，无非还是论证“国不可与民争利”。他本以为此乃圣人之训，皇帝一定无可辩驳了，却不料朱由检另辟蹊径，从“民”字入手，一句话将他问住。
朱由检见来宗道一时语塞，便如同连珠炮般地道：“士农工商，商人只占百姓中很小的一部分，能开得起银号的商人更是凤‘毛’麟角。其利润不论丰寡，也只是开办银行的商人个人享受，何曾惠及百姓？朕开办大明银行，取其一部分利润用于国事，国泰则民安，天下百姓人人受益，非但不是与民争利，反而是还利于民，有何不可？朕看倒是那些垄断银号的大商帮、大财主，才是真正的与民争利，来大人你觉得呢？”
来宗道闻言大窘。他是浙江萧山人氏，与浙商过从甚密，自己也是一家浙商开办的银号的幕后老板。朱由检倒并不知道这些，不过是无心‘插’柳地问了一句，却正击中来宗道的要害。来宗道还以为皇帝已经知道自己偷开银号，而依例官员是禁止经商的，当即额头冷汗涔涔而下，再也不敢多置一词了。
“至于二位阁臣所说藏富于民，朕觉得你们是只说对了一半。”朱由检继续说道，“民富和国富并不矛盾。民富则朝廷财源充足，国富方可保境安民，反过来又是民富的保证。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大河有水小河满。因此说‘藏富于民’并不妥当，朕认为说‘存富于民’更为贴切。有人认为应使国穷而民富，将财富藏在民间，尽可能少‘交’或不‘交’赋税，那就大错特错了。朝廷无财可用，何以练兵？何以救灾？难道指望逐利的商人去做这些事情么？”
朱由检这番话，可谓诛心之论。其实不论是东林系大臣还是过去的齐党、浙党、楚党等，代表的都是士族、地主的利益。地主地多，需要缴纳的赋税也多，当然希望尽可能少‘交’。所谓“与民争利”纯是托辞，他们不愿损失既得利益才是真的。
而地主富商阶层通过官员掌握了话语权之后，就真的能左右朝廷的政策。大明帝国的gdp是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朝廷却无钱可用，出现如此不合理的局面，赋税不均、尤其是对田产大户和大商人征税过轻，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朱由检‘欲’开办大明银行，几乎所有官员都想极力反对。但朱由检接连驳倒钱龙锡和来宗道，这些大臣们也自知他们真正反对“与民争利”的理由上不得台面，一时间出现了尴尬的冷场。
恰在此时，有两名大臣突然出班奏道：“陛下开办银行上合天道，下顺民心，正宜尽快推行。群臣蠢碌不解圣意，只知一味反对，又无一策可解国库空虚之危局。似此等误国庸臣，陛下问他作甚！只需乾纲独断即可。”
朱由检倒没想到还有大臣帮着他说话，定睛一看，却是周延儒与温体仁。他心中当即明白：这二人不是东林党，在朝中颇受排挤，尤其是温体仁，因为钱谦益一案更是把东林党彻底得罪了，这些天来连遭弹劾。
而温周二人也都是聪明人，看出来皇帝对东林系大臣几乎事事与自己作对很是不满，便及时地站在皇帝一方，借朱由检打压政敌。
其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朱由检对温体仁和周延儒已经有所了解。其实这两人也并不比东林党高明，对艰难的时局也没什么好见解，甚至心思根本不在这上头，一‘门’心思就是争权夺势。东林党人好歹还有点风骨气节，这二人却颇有些“媚上”，只要朱由检说个什么，二人不管能不能理解得了，只是一味赞成。
不过此时此刻，朱由检还确实需要这样的“佞臣”。太祖朱元璋留下来的《皇明祖训》中，也专有一章教授后代如何用权谋驾驭群臣，其中赫然写道：“天下无不可用之人，君子有君子用，小人有小人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则天子治天下，须义利兼得，以君子治利则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