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严重性到了谁也不敢隐瞒的程度，刘守有冷静之后，只能层层上报，并请罪。同时他派情报员紧急通知蓟辽总督刘应节和总兵李成梁，请他们按照最新发展决定军事行动是否提前。
锦衣卫总部接报后，也不敢隐瞒，立即上报朱翊钧。朱翊钧将蓟州局的报告和张伯伦的密信要来看了，只能苦笑。
他心知自己在后世尽管是一个干部，但是对情报战线上的工作程序、保密规定、叛逃人员处理等所有内容都是两眼摸黑，想当然办事肯定要出问题。
张伯伦和三姐儿的逃跑，充分暴露出锦衣卫内部的管理混乱，人员控制等手段、制度缺失。尤其张伯伦因为参加锦衣卫较早，人事档案竟然十多年未更新——从他直接跑了的情况判断，现在去找他的家人估计都没地儿找去。
这样的人尽管有能力，但锦衣卫将军情重任放在他的肩上，是对战争这一最高政治斗争手段的侮辱。
朱翊钧在蓟州局报告中做了长篇批示，要求锦衣卫全体以此案为鉴，举一反三，对他们仅用严酷家法来控制人员的粗暴手段进行了批评，责令拿出改进措施。
朱翊钧要求，对情报人员的管理，应该是激励和管控并重，内部规章要制定出细则，奖罚都要分出更加详细的等级；对全体人员要进行反复的纪律和保密规条灌输，让他们形成下意识，不敢触犯红线。
要对人事档案年年进行更新、复查，在派出人员承担重大任务时好掌握其心理状态，不光看能力，更要保证忠诚；最重要的是要强化民族、国家教育，让所有锦衣卫官兵明白身上担负的究竟是什么等等。
对事件造成的后果，朱翊钧倒不是很担心。王杲已经是一条断了脊梁的丧家犬，雷霆扫穴之下，很快就能轸灭。正如刘应节和李成梁在奏章中的判断，只要把古勒城拿下，其他的女真部就能把王杲残余势力给吃了。
反倒是针对女真的后续处理，要动动脑筋。大胜之后仍采用羁縻之策，显然不合时宜。
对锦衣卫在此次张伯伦逃跑事件的责任追究方面，朱翊钧倒没有大动肝火，毕竟是体制机制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因此，从王通到刘应节等相关人，一律戴罪图功，原职位不变——东厂年底前要裁撤，到时候这些人都要重新摆布。
张伯伦这只小小的蝴蝶，扇动翅膀导致了辽东整个军事行动的调整。八月十五，东虏满以为辽东军民都在收粮、过中秋的时候，李成梁率领辽东所有骑兵三万，倾巢而出，如神兵突降般将龙头山团团围住。
骑兵下马，改成步兵，从山下仰攻古勒城，第二天即攻到城下。
原时空万历三年，李成梁率领马步六万围城而久攻不下，最后靠王杲手下背叛才破城。
在本时空的万历二年，朱翊钧已经将自己治理辽东的下一步思路与张居正、刘应节、戚继光等人反复商讨，此战坚决贯彻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目的要实现政治目标这一根本宗旨。
在这一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李成梁部并未做什么招降之举，围住古勒城后，随军工匠即开始打造简易投石车。
御马监张鲸派了得力人员，将朱翊钧去年即指示内府按照土法炼油方法，研究生产的火油混合液——技术极限就是混合液，再进一步也分离不出来——带到古勒城下四十桶，共一千斤。
八月十八日，李成梁部用抛石机将装了火油的陶罐扔进城，再放火箭。此举将古勒城点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炬，烧了四天三夜，冲天的火光照耀了整个辽东。
战后清点，古勒城内仅有包括王杲在内的三十人躲在井内存活，朱翊钧基本实现了三姐儿希望王杲部“断根、死绝”的愿望。
当初张伯伦带着三姐儿逃跑后，王杲料辽东秋后肯定攻城。为了分散风险，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派了出去，老大阿台作为继承人到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处寻求庇护，并寻求结盟；二儿子跟着大嫂到了觉昌安部，以探亲为名住在建州左卫。
大火才灭，建州左卫首领觉昌安就将孙女直接毒死，一尸两命，尸首送至辽阳；王杲的二儿子，才十六岁，槛送京师。海西女真部首领王台将跑到他家阿台也绑了，连同三十个亲兵的首级，一起都送京师。
王家父子三人，在献俘太庙后，王杲并未像原时空那样在京师受剐刑。而是被送至抚顺，在那里朝廷要会盟女真各部，这三个到时候另有用处。
辽东总兵李成梁，终于实现了封爵的愿望，以轸灭王杲之功，获伯爵之赏。与他一同受赏的，是南苑武学常务副山长戚继光，以抗倭和在蓟镇击破董忽力之功，同获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