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当时已是准将的卡尔·斯廷纳将军担任了布拉格堡第82空降师负责作战的副师长。8月中旬某一天下午4时，他正在野外现场视察第82空降师一年一度的预备役军官培训团的夏令营训练时，接到一个无线电话，让他立即返回总部。
卡尔·斯廷纳继续讲述他的这段经历：
我原以为那个电话可能与我管辖的旅所执行的任务有关。那个任务是阻止几千名“和平示威者”冲破纽约州的塞尼卡陆军仓库（他们想阻止向欧洲运送核武器）。该旅受过良好的防暴训练，在民事当局努力平息事态的同时，该旅也处于待命状态。
回到师部后，我得知是五角大楼打来电话，让我在第二天上午9时前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将军报到，把行李收拾好，做好出行准备。如果是去塞尼卡，我可能就在布拉格堡和那个旅一起出发了，所以我猜测很可能会派我到洪都拉斯之类的地方去，因为最近尼加拉瓜人在那个森林瓶颈地带加强了活动。
第二天早上，我与第18空降军军长杰克·麦克马尔中将一起乘车去华盛顿。在五角大楼，维西将军的手下人让我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在大楼里转转，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在黎巴嫩的计划，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我当天晚上就要出发去那里。维西将军将在那里停留3天，而我将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国防部长的代表留在那里。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国防部的主要参谋军官那里听取情况介绍，并知道了派我去的详细原因：在从贝鲁特到维西将军、温伯格部长之间现有的指挥链上，命令和情报的传送时间太长，而且经过指挥链上的不同环节过滤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情报能否完全反映黎巴嫩政府、黎巴嫩军队、以色列军队以及驻扎在机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面临的实际，都是值得怀疑的。
在现有的指挥链上，对黎巴嫩的指令先要依次从华盛顿传到在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总部、斯图加特的欧洲司令部、那不勒斯的美驻欧洲海军司令、伦敦的美国驻欧洲海军副司令、意大利加埃塔的第五舰队司令、黎巴嫩近海的两栖部队司令、黎巴嫩近海的登陆部队司令、最后到贝鲁特机场的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司令。这一指挥链是冷战时期的常规安排，用于处理欧洲责任区内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但对于应付黎巴嫩这种突发的复杂局势却作用不大。
那天晚上7时，维西将军和我一起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前往贝鲁特。在路上，我们谈起黎巴嫩的局势，谈到所牵涉的各种人物、美国的援助计划、占领国的影响力、正在展开的外交努力等等，一直谈到午夜。在快到贝鲁特之前，我们才稍稍睡了一会儿，等一到之后便要开始排满日程的艰难谈判，谈关于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问题。如果有什么不足之处，就需要把它们找出来。
我们上午到达贝鲁特后，就直接到黎巴嫩国防部，与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易卜拉欣·塔努斯将军会面。塔努斯生于军人世家，因其在与叙利亚作战中的勇敢表现（他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而受到黎巴嫩军人的尊敬。尽管当时黎巴嫩的陆军勉强算得上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对它进行了重建，使它有足够的能力在叙利亚和以色列占领军撤离后承担起保卫整个黎巴嫩安全的责任。塔努斯对美国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汤姆·芬特尔上校所提供的训练和装备非常满意。装甲部队军官芬特尔是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使黎巴嫩军队重整旗鼓的大多数训练都是由美国特种部队实施的。
塔努斯将军组建了一个各种族平衡的参谋机构，此机构运转良好。他的副总长哈基姆少将是德鲁兹派；人事部长是逊尼派穆斯林；情报部长西蒙·格西斯上校是基督教马龙派；作战部长阿巴斯·哈姆丹准将是什叶派穆斯林；后勤部长是逊尼派穆斯林。
经过八年各种形式的激烈内战，黎巴嫩军队已经衰弱到除了尽力维持秩序，其他几乎无所作为的地步。现在塔努斯试图使军队的结构反映当前的种族组成（基督教派、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派），而不是1932年人口普查时的人口结构。他的努力开始奏效。辅以美国的帮助，黎巴嫩军队很快变成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军队。
有3个旅已经组建并装备，第四个旅的训练正在进行之中。塔努斯计划在以色列军队撤出后，把一个大约2400人的旅部署到黎巴嫩南部，以维持该地区的稳定以及与以色列北部接壤的边境安全。他还计划把两个旅部署在贝鲁特以维护内部安定。黎巴嫩军队有望在1年半的时间里壮大至7个旅，并且有能力负责整个黎巴嫩的安全。
在此后的3天里，维西和我先后会见了雷金纳德·巴塞洛缪大使、阿明·杰马耶勒总统、摩西·利维将军、以色列部队的指挥官、法国和意大利部队的指挥官、第六舰队司令海军准将杰里·塔特尔、海军陆战队第24两栖部队司令蒂姆·杰拉蒂上校以及汤姆·芬特尔上校。我们还参观了训练营地，观看了特种部队两栖分队的训练。他们住在西贝鲁特的卡德摩斯饭店，训练地点则在东贝鲁特。
那段时间成绩显著。对当时的复杂局势，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除叙利亚7个派系的领导人外——都提出了第一手见解（叙利亚及各派系领导人的缺席事关重大，尽管当时我们还不了解派系形势会很快发展到多么复杂和困难的地步）。多国部队给我们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们的存在有利于局势的稳定，几个月来，贝鲁特第一次真正平静下来。机场、银行和饭店重新营业。傍晚人们又去海滨大道悠闲地散步了。
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塔努斯的领导能力以及他建立一支反映种族结构的军队的计划。我们相信，如果有足够时间和机会让黎巴嫩军队有条不紊地从以色列军队手中接防，塔努斯和他的军队就有可能为黎巴嫩政府重新控制这个国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努斯将军和我成了工作上的亲密朋友。我们彼此配合默契。
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维西将军说了他要我在黎巴嫩所干的工作：“很明显，我们在实施援助计划的时候，黎巴嫩军队是惟一可以作为援助对象的现行政府机构。也就是说，我要你和塔努斯将军密切合作，协调以色列军队撤出和塔努斯部队部署的时间，以便使黎巴嫩军能够与以军顺利交接。我们应该消除引起各派系新一轮战斗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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